方文涛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三天，省里下了文件：对青州钢铁改造、记忆馆等转型项目“给予充分肯定”，要求“总结经验，全省推广”。同时，省纪委正式立案调查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中的违纪违法问题，涉及人员名单里，赵建国、周建军赫然在列，还有几个已经退休多年的老领导。

消息传到青州时，周大年正在记忆馆二期工地上绑钢筋。听到广播里的新闻，他放下工具，走到那棵老槐树下，点了三支烟，插在土里。

“老王，你听见了吗？”他对着树说，“那些害了厂子的人，终于要被查了。”

风吹过，树叶沙沙响，像在回应。

高阳看到文件时，正在医院包扎胳膊上的伤口。伤口不深，但医生说要防止感染，坚持让他住院观察一天。李明把文件送来，兴奋地说：“高书记，省里定了调，咱们转型的路算走通了！”

“还早。”高阳翻着文件，“文件是文件，落实是落实。钢厂的新设备调试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老杨说，下周一就能试生产。”

“好。”高阳合上文件，“通知转型领导小组，明天开会。该总结的要总结，该反思的要反思。下一步怎么走，得有个规划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李明走后，高阳走到窗前。医院在城东，从这里能看到青州钢铁新厂区的轮廓。那些崭新的厂房在阳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，和旁边破败的老厂区形成鲜明对比。

手机响了，是郑明远。

“方文涛醒了。”他说，“但拒绝开口。”

“伤怎么样？”

“命保住了，但下半辈子得坐轮椅。”郑明远顿了顿，“他要求见你。”

“见我？”

“对，说有重要的事要单独跟你说。”

高阳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。医院有我们的人守着，安全。”

半小时后，高阳出现在方文涛的病房门口。两个便衣守在门外，冲他点点头。

推开门，病房里很安静。方文涛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。看见高阳，他眼睛动了动。

“高书记……还是来了。”声音很弱，但清晰。

高阳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方文涛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：“你知道吗……我第一眼看见你，就知道你是哪种人。”

“哪种人？”

“理想主义者。”方文涛说，“这种人最可怕。不怕死，不怕钱，甚至不怕丢官。你们心里……有团火。”

高阳没说话。

“我年轻时候也想过当这种人。”方文涛看向天花板，“八十年代，我在青州当技术员，看着那些老工人汗流浃背地干活，心想一定要让厂子好起来。可是后来……后来发现，光有技术没用。得有关系，得有手段。”

他喘了口气，继续说：“第一次拿回扣，是1992年。五千块，装在信封里，手心全是汗。但后来就习惯了。一万，十万，一百万……钱多了，人就麻木了。再后来，就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……证明自已。”

“证明什么？”

“证明我这条路是对的。”方文涛转过头，“高阳，你说我是坏人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‘搞活’经济，青州那些国企能撑到九十年代末吗？早垮了！是我们让它们多活了几年，让工人们多拿了几年工资！”